辭職

　　6月26日，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特殊的4人團夥搶劫案。站上被告席的，是4名稚氣未脫的孩子。
　　該案中，4名涉案者都是重慶周邊區縣的未成年人，“漂”在重慶時相識。因為李甲的父母在重慶有一處空閑的房產，念完初中就不再上學的4人便在此落腳。
　　4名均出生於1997年的大男孩幾乎處於無人管束的狀態，他們的父母很久才會來一個電話。在這裡，他們幾乎沒有其他朋友，口音讓他們經常被一些“土著”譏笑為區縣娃，共同的自卑和孤獨，讓他們變成情同手足的“好兄弟”。
　　2013年年底的一個晚上，剛回到住所樓下的劉丙覺得一名路人看自己的目光充滿敵意，便大聲斥責，對方回罵的一句話，讓一貫脾氣暴躁的劉丙瞬間暴怒，兩人扭打了起來。
　　樓上的“兄弟們”聽到劉丙的召喚後，不問青紅皂白，衝下樓便動手。後來，有人提議讓對方留下手機，“拿500元來贖”。
　　並未意識到已觸犯法律的4個少年很快被抓，讓他們絕望的是，4人的父母得知孩子涉嫌犯罪後，第一反應都是“這個死娃兒，自己惹的事情自己了斷”。
　　如何讓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得到關愛，消減他們對社會的敵意？主審此案的江北區法院刑庭少年審判合議庭法官何建群決定，邀請12355青少年服務台志願者對他們進行心理輔導。
　　鄭勇利是重慶市12355青少年服務台的心理輔導志願者中的“元老”。跟她幫扶過的眾多失足青少年類似，這4個孩子身上的“標簽”是：青春期的叛逆性格、因厭學而輟學、缺乏生存技能、充滿焦慮、無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極為孤獨、曾長時間“留守”、父母的教育要麼簡單粗暴要麼聽之任之……
　　鄭勇利和孩子們見面後，就像知心阿姨一樣和他們聊天。4人都感覺，她說話的方式與父母及辦案人員都不一樣，“能聽到心窩子裡面去”。此前沉默的孩子們開始說話了。
　　心理咨詢師所主導的這次交心，讓孩子們的堅硬的內心開始漸漸柔軟，幾個孩子主動傾訴了自己的想法，而不再是辦案人員問一句答一句；他們也當著鄭勇利的面向父母表達了歉意；他們還第一次目光柔和地與法官對視，主動說出：“我錯了，對不起……”
　　最終，本著懲罰為輔、教育為主的未成年人犯罪處理原則，他們被從輕處罰，獲得緩刑。
　　李丁也是一名未成年人罪犯。
　　悲劇發生於去年，當時他未滿18周歲，是一個髮型師，他將水果刀刺向了自己心愛的女友和臆想中的“情敵”，造成一重傷、一輕傷的嚴重後果。
　　兩年前，未滿16歲的他和一名比自己大3歲的女大學生戀愛同居，並用自己的工資維繫著兩人的愛情。去年，女孩懷孕，因懷疑孩子不是自己的，他將怒火撒向另一個男孩，在一次“約談”中，他掏出了水果刀……
　　在看守所，自知罪罰難逃的李丁認定就此失去了愛情和前程，開始絕食。
　　對他最為沉重的打擊是，父母在他最需要的時候選擇了逃避——他們無力支付這次傷害案所涉及巨額的賠償，拒不出面。
　　就在李丁以為整個世界都拋棄了他的時候，鄭勇利坐到了他的對面，微笑著問他，“你看我這個髮型怎麼樣？”
　　這是李丁感興趣的話題，他開口了，比畫著說，如果換成他，將如何設計這個髮型。這讓鄭勇利有了信心：李在情緒最灰暗的時候，仍然有對美的追求，意味著他對生活仍有期待。
　　隨著交談的深入，李丁的情緒相對穩定下來，他在咨詢室里傾訴自己的委屈，後悔傷害了自己摯愛的人。
　　這一次，鄭勇利使用了“繪畫投射”療法，並對李丁進行了抑鬱測試，有針對性地解決他的心理問題。最終，李丁不再絕食，決心服完刑後，勇敢地擁抱生活。
　　近年來，我國青少年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14～18周歲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往往具有鮮明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其生活閱歷、價值觀念、行為認知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和性格特征及人格特質等方面，都與成年人存在明顯不同。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後，同樣可能經歷公安機關偵查、檢察院起訴、法院審判、司法機關服刑等一系列過程，這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對青少年的心理煎熬是不言而喻的。在這些低齡青少年的司法程序中，引入心理幫扶，經實踐證明具有積極的效果。
　　從2008年開始，重慶市12355青少年服務台與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合作，嘗試對未成年刑事被告人進行心理輔導。2010年5月，江北區法院出台了《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心理輔導工作暫行辦法》，在基層法院嘗試推行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心理輔導工作。
　　這項工作已確立相對成型的步驟，即“三步輔導法”，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進行庭前心理調查、宣判心理輔導和判後跟蹤輔導三個步驟。
　　“該項工作很有成效。”何建群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縱觀未成年人犯罪，一個重要因素是家庭教育和親情關懷的缺失，他們在尚不足以正確面對生活壓力的時候投身社會，很容易與閑雜人員交往，最終走向歪路。“心理咨詢師的介入，能與法官一道，幫助他們正確認識自己所犯的錯誤，形成正確的價值觀，端正生活態度，激發他們心中的正能量。”
　　“未成年人由於心智尚不健全，往往很容易將自己的錯誤歸咎於‘生活所迫’，而不是從自身找原因。心理服務有助於幫助他們直面困難，樹立勇氣，規劃人生，用正當的途徑，合理合法地解決生活中出現的困難。”她說。
　　何建群認為，心理咨詢師對家長的心理輔導所產生的作用同樣值得肯定。“孩子犯罪，背後往往都有父母教育存在的重大偏差。心理咨詢師和家長的溝通和建言，能讓他們正視自己的監護責任，往後能積極作為、正確作為，輓救自己的孩子。”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要真正做好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心理輔導工作，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解決一些重要的體制機制問題。比如，對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心理幫扶仍僅限於個別法院的探索實踐，操作過程中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和政策指引。另外，受制於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咨詢師的心理幫扶只能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內舉行，存在種種局限，對方趨利避害的本能會讓未成年人選取有利於自己的信息甚至刻意提供虛假信息，降低了心理咨詢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影響到結論的參考價值等。
　　（本文中所有未成年人均使用化名）　　（原標題：失足青少年刑事審判亟待心理幫扶）